洛南人头壶,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洛南县地处华山之阳,洛河源头,东与河南省卢氏县、灵宝市为邻。人头壶为泥质红陶,火候较高,陶质坚硬,素面。人头与壶浑然一体,器物整体呈高颈鼓腹小平底形状,高22.5厘米、腹颈13.5厘米、底颈6.3厘米。

头部稍上仰,脸部比例协调,眉目清秀。贾湖骨笛距今7800年-9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是同时期最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1984年至1987年及2001年，这里先后出土了30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笛孔有2、5、6、7、8之别，大多数骨笛仍为7孔。

贾湖骨笛是我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被称为“中华第一笛”。陶鹰鼎此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

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龙山蛋壳黑陶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山东日照市东海峪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反映当地独有的陶土材质和独特的制陶方法，以及当地人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

器形分为三部分，上面是一个敞口侈沿深腹的小杯；中间是透雕中空的柄腹；下面是覆盆状底座，由一根细长管连成统一的整体。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质地细腻坚硬。该器形仅见于少数大中型墓葬，极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

红山玉龙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朝格温都乡三星他拉村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玉龙高26厘米，重1000克，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厘米～2.9厘米，由墨绿色岫岩玉圆雕而成。玉龙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

凌家滩玉龟是新石器时代。在安徽含山县凌家遗址旁一处距今4500年的墓地出土。长9.4厘米，高4.6厘米，宽7.5厘米厚0.3-0.6厘米。玉灰白色。器圆雕，分龟背甲和腹甲两部分。良渚玉琮王新石器时代。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

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夏代器物。

1984年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该物件通高16.5，宽11cm。为盾牌形，面微突起，它是先铸好牌形框架，然后有数百枚方、圆或不规则的绿松石粘嵌成突目兽面。这件牌饰出土于死者胸前，很可能是一件佩戴饰品。

是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他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殷墟嵌绿松石甲骨这是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唯一一件文字镶嵌绿松石的甲骨。田猎好比当时的军事演习，是重要的仪式。野牛体型巨大，难于捕获。为了纪念这次田猎，王将此事刻在野牛的肋骨上，并嵌入象征王权礼器的绿松石，彰显权威。

陶鹰鼎是中国远古陶器中最特别的一个，它是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最重要特色，器物多是生活用品，陶鹰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

四千多年前，中国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时期，最质朴的材质邂逅了最巅峰的工艺，出土量极少的薄壁黑色陶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了一件神秘玉器，玉器雕刻的动物鼻头上翘、眼睛微凸、颚下有网格状的纹理，项背上似鬣毛，有飞腾的动感，造型简素，玉质温润光洁。

凌家滩玉版玉龟——玉中迷藏，有人说它和星象学有关，有人说这是数字起源的数字卦，也有人说它和历法相关，还有人说这是传说中的洛书。

它的目光，穿越五千年望向我们，用我们尚未了解的语言，讲述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良渚玉琮王，神之徽章。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50-前1530年），弧形铜胎上镶嵌许多绿松石片，排列成兽面纹。在烈火中范铸的贵金属——青铜，镶嵌本土崇尚的玉石——绿松石。金玉共振的局面，开启了东亚的青铜时代。

这是中国博物馆现存的唯一一件文字镶嵌绿松石的甲骨。田猎好比当时的军事演习，是重要的仪式。野牛体型巨大，难于捕获。为了纪念这次田猎，王将此事刻在野牛的肋骨上，并嵌入象征王权礼器的绿松石，彰显权威。

三千九百多年前，殷商国力强盛。工匠们正在铸造一个巨大的青铜器。这项工程在当时堪称尖端科技，从采矿，冶炼，运输，合金，铸造，修饰成形，过程漫长。它就是我们熟知的后母戊鼎，因鼎身的三字铭文而得名。

这件玉凤线条流畅，风韵迷人，侧身回首，转顾生姿。它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玉龙，而玉凤仅此一件。也许妇好是当时最著名的女人，在安阳殷墟出土的1万余片甲骨中，提及她的就有200多次，内容包括：征战、生育、疾病，甚至包括询问她去世后的状况如何。

鸮尊，身高将近半米，头微昂，面朝天，双翅并拢，尾巴垂到地面，和两只粗壮的腿，构成了三个支撑点，稳稳地站立，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外形从整体上看，有一种后世少见的扶摇直上的动感，被年轻人美誉为最呆萌的青铜器。

西周王朝经常举行各类赏赐活动，当年作为西周官员的利，也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他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故名为“利簋”。利的官职在当时叫“有司”，也就是个部门主管。这件簋，样貌也称不上惊艳。

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

一件记载祖先荣光的青铜器，一个跨越3000年的都城，都源于两个年轻人不忘初心的热血。器物内记载的文字更像是写给数千年后13亿中国人的信。当考古学家铭文里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的时候，无异于看到了埋藏了千年的谜底。

让亿万年生命的玉与数十年生命的人，将彼此的生命互相给予，就是人对天地万物之爱的表达。玉组佩，以毫厘的薄片象征巅峰，以静止不动比拟河流，流经了生死与朝代更迭。

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始终没有发现用于祭祀的人牲，更不见一件兵器。三星堆文明的掌舵者，展示了超越时代的慈悲之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残高3.96米，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树顶已残缺，基座仿佛三座山相连，主干三层，于山顶节节攀升，人们很容易联想它是一棵大树。

古人创造呈现的形象多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来指代想要表达的事物。金沙遗址中的目形器、鸟形器，其实都是与太阳有关的象征性符号，表达出古蜀人对太阳的理解，也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认知。

一个家族几代传承的荣耀，在沉睡了两千多年后，重见天光。大克鼎，一本打开的青铜之书，一段带着体温的口述历史。

从战国到汉武帝近500年间，在云南滇池附近存在着一个滇国。关于滇国，文字记载寥寥可数，但通过出土青铜器，可以触摸到这个神秘的国度。牛虎铜案，是战国时滇国的一个祭祀中摆放供品的礼器，它表达了古滇人对生死的看法，是对生命的赞美，对繁衍的渴望，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是古滇国的青铜重器。

新与旧在莲鹤方壶的壶体中融合。这也昭示着，脱胎于老成持重的西周，经历大变革的东周，正在开始一场盛放，它振翅欲飞，抬头仰望着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天空。

曾侯乙尊盘是失蜡法的标志作品，一名来自湖北的老人揭开其复杂外形的制造之谜。

越王剑与吴王剑如今都是无价的国宝，见证着春秋时代的最后绝响。被英雄抚摸过的剑，带着气吞山河的豪情，哪怕悄悄靠近，寒气依然扑面而来。

用金银片、条镶嵌出战国时期中山国国王的陵墓区域内地上各建筑平面形状，以错金银阳文注明国王的诏命、各部位名称、大小、间距。是如今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比例尺为1:500。

战国时代战火频繁，军情紧急，稍有闪失就可能殃及城池。山高水远，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君主就是靠虎符传达军令，为了保密，虎符通常设计成小巧隐匿的造型，实现“账户“和“密码”的有效对接。

这顶金冠曾陪伴主人策马草原。鹰顶金冠饰，展现了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代表着草原的荣光。

壶身静默，却非无声。壶身可度量，却也无边。这件铜壶，用嵌错法记录了战国时代贵族生活中的情境。

作为国家一级甲等的国宝级文物的它，被纳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限制出境已达40年之久。

一呼一吸间，镇墓兽已存在两千年，以木头和动物的角质对抗时间的销蚀，依然完好，与天空并肩，和星辰同行。

事死如事生——这样的生死观影响了中国的后世千年。生而为人，死后成仙，这才是完整的生命记忆。而生死之间，应御龙而行。

它的容量只有一升，体格不大，颜值不高，隐约可见的铭文，却暗示着它并非寻常之辈。标准、统一、天下，这些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性瞬间，就铭刻在它的身上。

一号车高152厘米，长225厘米，相当于真车马的一半。尺度令铜车马区别于陪葬系统的其他物象，虽然略显缩微，却不减精致。这辆车重量超过一吨，然而它并非凝固的雕塑，而是由三千多个零部件组成的灵敏机械，数量庞大、形状各异的零件挑战了金属铸造与组装的技艺。

里耶秦简，现藏于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这些木片看似不起眼，但模糊的文字，却隐藏着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来自秦朝的一座县城。2002年6月，湖南湘西里耶古城一座古井里发现的三万七千四百余片秦简，震惊世界。

南越国，秦汉帝国的南土。这里的玉，承袭了中原玉文化的正统，也融汇合了海外异域的风情。玉，石之美。玉，比王字多一点。即使身为王，也会在时间里湮没。有了玉，便多了一点能与时间并肩的力量。

体形粗壮的石人，掐着一只凶猛的野熊，昭示着战争的惊心动魄。熊处劣势，难逃掌心。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六天转战匈奴五部落。这位19岁的少年，孤身进入敌人的营帐，一个人，却仿佛拥有千军万马，让帐外四万兵卒八千乱兵，归顺大汉。

汉风西传这件护臂或许是中原王朝给精绝古国的馈赠，织锦的纹样间自右及左横列八个篆体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也称太白、岁、辰、荧惑和镇。地分九州，中国指的是中原。

人们相信每当五星会聚辉映东方，中原地区就将获利。

仰望星空带给古人视线之外的想象。黄道二十八个星宿中，东、西、南、北四方的每七个星宿，组成天上的四种神兽。“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神就是四方的象征和守护者。

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刊刻了法老的诏书，古巴比伦人刻制了汉穆拉比法典,中国人在石头上镌刻了一套儒家经典。它是现今留存最早的官方定本石经，东汉熹平石经，双面刻字，不是一块，而是一组，共46块，内容为儒家七部经典，全辑二十多万字，史无前例。

孔子和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一位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一位是道家文化始祖。但他们见面时还并未有儒道之分，更像是后辈向前辈的请教。孔子回去后三日不语，对弟子们这样形容老子：“见到老子，远超出我的想象，他就像变幻莫测的龙一样，无人能识其全貌。

”

一位西汉宫廷女子，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佩戴巾帼，身穿曲裾深衣，跣足而坐。两千余年，她未曾挪动一步，却从西汉启程，带来遥远的一束光明。她为灯而生，两手持握灯盏，向前投射光亮，身体是烟尘的容器。想象着她的温度，如同感知到久远的温暖。

光阴长短如灯火明灭。

两千多年前的一天，西汉长沙丞相利苍的妻子——辛追夫人下葬，贴身侍女挑出她最喜爱的几件衣服，仔细叠好、封箱，放在她的棺木旁。这一件是她的最爱。它没有衬里，轻薄、通透、柔软、神秘。可以想象当辛追夫人把它套在各种华服的最外面，华服上艳丽的纹饰在这层薄纱下，若隐若现。

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宴饮聚会的焦点。

汉代人将一年均分成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历，沿用至今。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天下和平。社会气氛积极向上。长沙丞相家中，出现了一种纹样独特的盘子，它就是狸猫纹漆食盘。圆圆的眼睛，胖胖的身体，尖尖的耳朵，与我们今天的家猫，并没有太大差异，但它的出现，并不简单。

前爪稳稳落地，保持绝对的安静。两只耳朵竖起，进入警戒状态。尾巴高高翘起，预示着尚未驯服的野性。

这套象牙算筹出土于陕西省旬阳县佑圣宫一号汉墓，共枚，每枚直径厘米，长厘米，粗细均匀，长短划一。算筹记数，有纵和横两种方式。在纵式中，表示一到五的时候，竖着摆放的每根算筹都代表一。而六到九，则用横放的一根代表五，余下的算筹纵放在下面。

横式则相反。表示一个数字，最多使用的算筹数量不超过五。

香炉通高约26厘米，底座三条镂空的跃龙，头上仰，托起炉盘。炉身为豆形，炉盖被表达成了山峦，然后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在空白中诠释峰峦的边界，流行的云纹发挥了奇效。

这枚银带钩，藏着迷人的秘密。它出土于⻄汉江都王刘非的第十二号陪葬墓。主人是他的妃子淳于婴儿。他们的约定，刻在这带钩隐秘的地方，被淳于婴儿生生世世珍藏，在公历纪元开始前带入墓葬。

一只犀牛从陕西走来，抖落身上的尘土，昂首望向前方。它喝醉过，但现在清醒，它叫犀尊，是一只酒壶。它的臀部隆起，尾巴弯成一个挂钩。倒酒时，扣住挂钩，借助杠杆原理，以蹄子为支点，撬动整体，酒从嘴边的流管倒出。

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秋水，两颗凸出的苹果肌，仿佛熟透的冬枣，构成可爱的面容。

铜奔马口、眼、鼻张开涂绘朱色，鬃毛和尾丝后扬，令人仿佛听见嘶鸣与风啸，唯一支撑身体的马蹄轻轻踏在翱翔的禽鸟背上，鸟儿惊觉地回首探视上演了戏剧般的梦幻。

黄初三年，曹植自洛京东返封地。黄昏时，疲惫的旅人到达洛水，车马暂歇。此时，一阵微风吹起。恍惚之间，有位伊人映入眼帘。烟波浩渺中，那如朝阳般新鲜的一瞥，瞬间击中了旅人内心。

兰亭序，中国书法行书第一名帖。它是最自然的书写，不是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表演，王羲之的性情、文采、书法完美融汇，跃然纸上。

隐士、树木、题名。294块编有序号的砖，纵横堆叠，拼凑出隐隐远去的时代模范。这组画面集合了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呈现了存世最早的七贤群像。

青州佛造像群，出土于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它们的修造兴盛于北魏、结束于北宋。数百尊佛像大多遭到损毁，原因至今未明。残损佛像，后又得以精心掩埋。无人再对碎片做拼接，以恢复最初的完美样貌。

公元460年开始，34年间，有一万名工匠在僧人昙曜的主持下，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绵延一公里的山崖之上，建造了云冈石窟最初的五窟。五窟造像礼佛，用的却是北魏历史上五位皇帝的面容，这是帝国君主试图将治国理想同佛学的教义联结起来。

飘浮，飘浮。蔚蓝天空下，缤纷花雨中，溅起彩色的涟漪，那是飞天在向上、升腾、起舞。1650余年、270多个洞窟、4500多身形象，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微毫诠释盛大，且歌且舞而来，曼妙丰姿里，就是生命。

轻盈飞过处，就是天空。

步摇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片中的金步摇出土于北燕皇族冯素弗与妻子合葬墓，基座是金博山，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博山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缀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

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墓出土。它与生俱来的异域风情，意外地和中原的色彩自然契合。五胡十六国时期，游牧民族迁徙中原。碰撞产生火花，交融创造新的色彩。风格各异的胡族文化像是色彩艳丽的颜料，纷纷浸入到汉文化当中。

她们即便是侍女，也丝毫不会低眉顺眼，可以毫无顾忌地同主人家谈论家长里短。这就是普通却不普通的唐代女子。她们浓妆艳抹，怡然自得，又气质高贵。在她们身上，市井气、富贵气和文雅气竟能如此和谐。

北朝与隋朝时期，联珠团窠的织锦设计纹样流行于西域地区，又在初唐时为喜新尚奇的唐人所沿袭。经中原审美趣味的改造，花草环与动物形象的结合成为主流的装饰题材。这就是独具特色的陵阳公样。

白蹄乌马身纯黑，四蹄如雪；特勒骠马身黄，夹杂白点，嘴微黑；飒露紫，马身紫色；青骓，马身苍白杂色；什伐赤，马身纯红；拳毛騧，马身黄色，毛卷曲；这六匹战马，名字来自突厥语。

唐朝疆域辽阔，兵甲无数，可是至今，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唐刀只有一把。大唐《卫禁律》要求，“兵仗者，谓横刀常带”。于将士而言，刀不离身，同吃同睡，感情不输于妻子。

隋代起为统筹管理粮食，修建贯通南北东西的大运河。隋唐粮仓布局庞大，设计科学。每一粒米都有来处和去处。四级十二位经手人的姓名、仓窖位置、粮食品种、储存的日期、总数量和分别的来源，全都刻在一块砖上，封存在大地之下。

开元十二载，一项基础设施作为国家战略上马，这就是黄河铁牛，它们作为桥桩，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为了铸造这些铁牛，消耗了当年国家铁产量的五分之四。

公元781年2月4日，礼拜天，京师长安义宁坊里，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教堂——大秦寺院内，立起一座石碑。十字架之下，以楷书题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起源于东罗马帝国。它让唐朝对生命的想象，又多了一种色彩。

文官郭录事打开了折叠时空，回到初唐时期的西州高昌县，再现曹二郎和李三之间的一桩经济纠纷。“吃瓜”群众高调围观。这场独幕剧，剧本正来自《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

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八人乐团，须眉欲活，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骆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

出土于镇江丁卯桥，是唐代金银器的绝唱。酒，是一种酒桌游戏，人们抽签喝酒，用来增进气氛。而龟负论语玉烛酒筹，因为加入了《论语》里的篇章，更显得可爱有趣。

地层如同一座沙漏，计算着朝代的次序，却淹没了仿佛无足轻重的数据。在每个具体的心灵里，爱可以重于泰山。

从1959年开始，阿斯塔纳古墓群陆续出土了一百多幅形制相似的伏羲女娲图，时间大致为公元6世纪到公元8世纪。它们图像质地或绢或麻，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或被张挂于墓顶，或覆盖于棺上。

外表鎏金、铜内包铁，是唐代龙形艺术品的扛鼎之作。其实，龙作为一种瑞兽，其形象不仅流行在唐代。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将龙形容为“配于天”的神物。

从春秋时期起，十二生肖就存在于中国人生活的分分秒秒。它们是时间之神，掌管十二个时辰，从鼠到猪，十二种动物循环登场。而在唐代，十二生肖的守护还延续到另一个世界。

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一同共出土的文物多达1000多件，这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唐代窖藏。玛瑙是一种胶质矿物，经过匠人的琢磨，被做成了杯子。

1987年，法门寺佛塔因地震倒塌，传说中的地宫意外显形。唐代帝王曾六次迎奉佛指舍利，唐僖宗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将数千珍宝一起封入地宫，他希望以此求得佛祖保佑大唐。珍宝中有一套茶具，它是中国目前所知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成套茶具，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